针对“二胎”政策的各种讨论和争议。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人口学家、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李建民在广州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人口形势变化，我国应逐步调整生育政策。李建民建议，国家可在“十三五”期间即二零一五年左右，适当调整计划生育政策，逐步允许群众生“二胎”。他强调，这只是他个人的学术意见，调整与否要由国家决策。“二胎政策”何时能放开？记者：计生政策一直受到社会各界关注。这两年，全国两会期间有些代表委员呼吁放开“二胎”政策，学术界也有各种声音。您怎么看？李建民：任何公共政策，都应该根据社会发展情况变化而相应调整。三十几年前，国家提出鼓励“只生一个好”的计划生育政策，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落后、人口压力巨大有关。这是一种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现在社会经济状况、人口形势都有了新变化，应该适时研究，适当调整。根据国家人口战略报告预测，如果全国总和生育率保持在一点八左右，到二零三三年中国将达到十五亿左右的人口峰值，之后缓慢下降，进入良性发展轨道。这个“总和生育率保持在一点八左右”，也就是说全国平均每对夫妇可以生一点八个孩子。如果扣除那些不结婚、不想生、不能生或只能生一个的情况，基本上每对夫妇可生两个孩子。我个人觉得，生三四个就过多了，生“二胎”还是比较合理的，这也比较符合群众的生育意愿。二零一零年，国家将进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到时候的调查结果可以给决策提供重要参考。我个人认为，到“十三五”即二零一五年后，国家可能会逐步放开“二胎”政策。作为一个过渡，可以考虑在目前“双独可生二胎”(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可生二个孩子)的政策基础上，试行“单独也可生二胎”(夫妻两方只要有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生两个孩子)。其实，现在国内已有个别省市开始实行或酝酿实行“单独可生二胎”政策了。但这是一个逐步调整、平稳过渡的过程，急不来。如果过早过快的放宽二胎政策，我国的人口基数就有可能提前出现一个峰值，而后人口增长率逐渐回落，造成，某一时期出生的人口特别多的不正常现象，不利于人口的控制和社会资源的调控．

　　针对某些人提出“博士生二胎”的建议，记者向 人口学家、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请教了他的看法，记者：关于“一孩政策”导致“人口逆淘汰”的争议也持续多年。有人认为，城里人生活、教育环境好，却只能生一个；农村条件差，农民却往往超生多孩，“会生不会教”，这样发展下去，中国人口整体素质将明显下降。前几年还有人因此建议，应该允许“博士生二胎”。您有何评价？李建民：从深层次看，所谓的“人口逆淘汰”其实跟生育政策是无关的，而主要是城乡教育条件不平等造成的。农村和城市的孩子，先天条件没有根本区别，关键是看后天的成长环境特别是教育环境。城乡教育资源配置明显不合理，导致农村孩子成才确实要付出相对艰苦的努力。所以，国家应该大力改变这种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教育条件差距。至于“博士生二胎”，这是不合理的。因为“生育权”是平等的，不应该给高学历的人、有钱人搞特殊。因为高学历、有钱人的所生的孩子就不一定比农村、比普通老百姓家的孩子素质高，有许多普通老百姓家的孩子在社会上做的贡献比高学历、有钱人的所生的孩子要大的多。

　　记者向 人口学家、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询问关于社会上出项的一些关于中国“未富先老”，将被印度超过的问题，记者：据统计，二零零八年，中国六十五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点三，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有学者称，中国“未富先老”，除了增加社会养老压力，更可能削弱中国的竞争力。还有国外研究称，到二零一六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停止增长，届时印度将凭借青壮年人口比例大的“人口红利”战胜中国。您怎么看？李建民：我不太赞同“未富先老”的说法。我们不能只看百分之八点三这个老年人比例，还要看到中国人口基数非常大，劳动年龄人口所占的比例远比国外大。根据测算，在未来四十年内，中国十六—六十四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还将维持在九亿—十亿。中国不会出现劳工短缺。当然，对于老龄化的挑战，我们要重视应对。政府应该加强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更重要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产业升级转型。中国不能一直当“世界工厂”，靠廉价劳动力来赚取微薄的利润。我们要加强教育培训，发展人力资本，提高劳动力的质量，而不是增加劳动力数量。知识才是 生产力，只有发展高科技，社会再会进步，国家才会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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