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为捐赠危在旦夕的儿子器官却被绕进了捐献迷宫，43岁的王某，在北京承包了某单位的物业工作，月薪2000块。妻子在某大厦做保洁，月薪800块。一家人住在单位提供的一间6平方米的单房，在单车棚里煮饭，父母和读高中的一儿一女在老家安徽阜南县。他偶尔接点家装来养活这个家。19岁来北京后，他在工地干活。一次他在五楼接电线，不知楼下电闸开着，幸亏一楼有人果断合闸。命保住了，一道白色蜈蚣状的疤痕横贯他的右手掌。24年里，他两头忙活。供两个弟弟上大学、帮两个妹妹在北京开饭馆，在老家盖房。此时，17岁的儿子突遭不测。去年11月4日，儿子在学校上厕所后突然晕倒，被医生诊断为急性脑出血，刚推进手术室，病人的呼吸、心跳就停止了。从北京回家的火车上，王某听医生说要准备后事了，他立即决定捐献儿子的遗体和器官。王某曾偶然从电视中了解到我国器官移植界的困境。然而转入重症监护室上呼吸机、输液后，病人“死而复生”，似乎恢复呼吸和心跳，脸红扑扑的。王某知道这只是一种医疗安慰，儿子实际已死。自此，就进入捐献迷宫。安徽省当地一家红十字会只接受死亡后遗体捐献。按现行死亡定义，人无心跳、呼吸停止后才算死亡。此传统死亡标准与器官移植标准相悖。心脏功能会急速下降，人体内热缺血而人体功能在极短时间衰竭，

　　在儿子出现意外后，王某一心想为儿子捐赠器官，却不知道那处接受器官捐赠，打了多个电话后，他终于找到广东的一家红十字会负责人高某。忙了一天，听高某说可以接受，王某的心踏实下来。红十字会的人告诉他，得通过合法手续才能捐献。王某说“只要可以捐献，一切按程序来。”不料，一个远超过他想象的复杂捐献之旅在等着他。省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办公室主任负责接洽，向医生了解病情。临床主治医生提醒王某说，“病人还有微弱的呼吸。我们只能继续维持救治。”阜阳市医院医生以为他们在走脑死亡的路，因而顾虑重重。脑死亡与器官移植密切相关。在脑死亡时宣告死亡，心、肺才能移植，肝、肾等器官的功能也未受损。全世界有多个国家和地区承认“脑死亡”标准，美国、英国、日本的多个国家还将其写进了法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始，中国器官移植界专家就开始呼吁国家出台脑死亡法，卫生部也屡屡促进。脑死亡由一个神经科医生、一个伦理医生和一个非移植的专科医生就可界定，但实际情形复杂。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樊某说，医生们担心，为了取器官，可能会出现极端事例：医生放弃本来可以抢救的患者；免得被认为有钱有势的人买通医生，而造成有意的认为伤害，这才是最担心的。

　　20天的时间过去了，而王某的儿子目前已经成为植物人般了。按传统死亡标准和现代医学的脑死亡标准来看，植物人都是活人。但医生也暗示着，儿子已无抢救希望。这期间，王某成了主治医生和红十字会间的电话转接员，光打给高某的电话费就达400块。王某不想再继续耗下去，和妻子商量后决定马上签署捐献协议，“捐献出去总能救几个人。这一天天的，肾脏、心脏都没用了，一个人也救不着了。”此时，王家在北京借的4万，以及老家借的4万，王某学校捐的3万多已花光。器官移植门前是非多，红十字会坚持严格按部就班来。说：“我最怕有人说，我们看中了他的器官，跟医院合伙误导了病人。”主治医师说。按现行法规，只有在主管医生明确的前提下，家属强烈要求自动出院、放弃一切治疗后，医院才可以停用呼吸机、药物。王某请阜阳医院对病人做了停机试验，暂时撤掉呼吸机，同时停止输液。3分钟不到，进氧饱和浓度和血氧浓度急速下降，血压测不到，无自主呼吸。完成规定动作后，医生判定病人的心脏已衰竭，这才明确宣布无抢救价值。耗时一个月零两天，由于长时间使用大剂量的药物，病人的心、肺功能受损，前一天抵达的北京，经过医生评估后认为移植风险大，放弃全器官捐献。至此，王某尚欠医院2万多元，他不要李某照惯例勾销欠费：就算倾家荡产、卖了房子，我也要还。在这真实的事件里，由于捐赠时受到影响，到最后死者的器官却错过最好的捐赠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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