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工这一差事在现在看来是个美差，而在以前的旧社会，药工社会地位很低。如果说“医”还能与算命卖艺的一起被划入“下九流”之列的话，药工连这种“幸运”也没有，只能被人叫做“抓抓匠”。不是生活万般无奈的人家，一般不愿将子弟送到药行中当学徒。在药行中学艺很苦，从切药、制药到辨药、抓药，既是劳力活又是技术活，稍有不慎还会惹出人命，去坐班房。以前有个抓药的药工，误将砒霜当成贝母粉配给了病家，致人以死命，以“过失杀人”的罪名被判了三年徒刑。所以当时成都有一种说法，说药工这一行是“披着红衣找饭吃”，所谓“红衣”即指犯人穿的囚衣。药工的工资很低。药行内等级很分明，除学徒外，刀房内分头刀和二刀，柜上分头柜、二柜和尾柜，他们的薪水不等，药工的薪水很低。薪水低到连自己都养不活，哪里还谈得上养家糊口娶老婆。所以直到解放初期，大部分的药工都还没有家室。行业中还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前世不孝爹和娘，今生来到药材行；白天吃的豆芽菜，夜晚睡的无脚床。”这首歌谣充分体现了当时药工的身份地位和生活。

　　虽然大多数的药工们很辛苦，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奋斗目标。由于头柜薪水相对可观，又是药工中 能够摆脱“抓抓匠”身份，升为挂牌“太医”的人，因此也就成了同行中人人向往的奋斗目标。可是要达到这一步又谈何容易：一般说来，头柜都是“一根笋”出身，即由本行业的学徒开始，节节升上来的具有15年工龄以上的老药工。他不仅要懂得药行中的全套技术，能熟练地分辨出七百多种药材和制剂的真伪优劣，熟知每味药的药理药性、配伍禁忌、炮制加工、正名别名俗名等等，还得要懂医。头柜的医术，相当于现在一个中级医师的水平，能背出上百个方剂汤头，对大病能够当参谋，对一般的内外妇儿杂症，则可以“问病抓药”直接处方。头柜还负有“审方”的责任，用量误差的处方，他可以纠正甚至拒绝配方，以维护病家性命和药堂的声誉。头柜因为要广闻博记并有丰富的知识，一般都要求视通文墨，甚至达到中学文化水平。这在当时文盲占绝大多数的药行中，寥若晨星。因为药店的生意多靠头柜维持，还要求他能说会道，处事机敏，有一定的活动能力。当然，要从一个普通药工升上“头柜”，最重要的还是要跟上一个身怀绝技的好师傅，并获得真传。可是当时大凡有些能耐的药工，都因为种种原因不肯将绝技轻易传人，从而留下了诸多遗憾。如今上了点岁数的人们，可能知道早先有一味中药，那是用湿米发酵做成的食药两用制品。在药用上常将它用于感冒时发汗，“闷疹”时发疹；食用则专用于红豆腐乳和香肠等腌制品的染色发酵，效果十分理想。当时药铺里用的中药，全出于一个姓张的药工制作。他身后无子，只有一个百般体贴的女儿。但老头子却恪守“传内不传外”的规矩，平时一切打杂活路都任女儿操作，但一到发酵试温的关键时刻，就将湿米端进卧室，不让女儿沾手。临终之前无论女儿跪在床前怎样苦苦哀求，老头子就是不肯讲出其中的奥秘。老药工去世之后，其女反复尝试揣摩，终因不得要领，未能做出合乎标准的中药。在今天看来仍可能是前途无量的纯粮食制成的中药和食品添加剂，就这样失传了，当时有很多的妙方都是这样失传的。

　　在当时的旧社会，人们的观念是很封建的，亲生女儿讨教都如此困难，更不要说一般的学徒了。当然，大多数师傅还是愿意传授技术的，但受传之人也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师傅经过多年的培养观察，确定了继承人之后，往往选定某个初一或十五的夜晚，将徒弟带到鬼气森森的城隍庙，当着城隍菩萨的面问他：“你身后有人吗？”徒弟回头一看没有人，便答道：“身后无人。”师傅听了这句话，才开始传授。这实际上意味着受传的徒弟已在城隍菩萨面前立下了誓言：自己为了得到师傅的真传，宁愿今生今世不要子嗣，以遵循“法不传六耳”的行规。这也许是当时许多药工不成家的另一原因，在药行中要想出人头地是要付出极大代价的。

　　得到师傅的真传还是不够的，还要加上自己的勤学苦研，练就了十八般武艺，有朝一日被聘上了头柜，还得过好“亮柜”这一关。这“亮柜”，即药铺开张前一晚上的“预展”。一阵鞭炮响过之后，已得到行内师傅们的首肯，刚刚受聘的新头柜往药柜前一站，立即便有人前来“讨教”，如果过好了“亮柜”这一关，就可以松口大气了。须知这些问客们，十有八九是同行中不服气的师兄师弟们，他们没有得到师傅的真传，有所不服，想借此给头柜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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