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英团

　　发生在福建南平市 医院的一场医疗纠纷，最终演变成一场群体性事件，其背后的问题令人深思。

　　无论国内国外，医患冲突普遍存在。但在法治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却很少看见“医闹”。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总共有800个骨科医生，其中400个被患者提起过民事诉讼。而在中国，出现医疗纠纷后，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的仅占一成。普通的医疗纠纷演变成一种不理智的社会现象，最终不仅 了患者、医院和政府的利益，而且还导致整个医疗卫生事业深受损害。

　　医疗纠纷处理难度大，赔偿额高，部分甚至酿成上访、围院、堵路、破坏医院设施等群体性事件，社会影响极坏。“医闹”的出现助长了以“恶”解决医患纠纷的先例，恶化了医患之间的关系，我们应当理性看待“医闹”事件背后所反映出的社会问题。

　　医疗纠纷之所以频频升级为暴力事件或“医闹”事件，首先是医疗运行和管理机制问题。以药养医、医疗资源市场化等不合理的医疗机制，使得部分医疗机构为追求经济利益，管理上存在诸多问题。其次，医疗过程中发生医患纠纷不可避免，社会舆论先入为主，认为发生医疗纠纷必然是医疗机构存在过错，司法部门也可能片面强调“和谐解决”或过多地照顾死者家属情绪，没有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对“医闹”者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客观上，患方通过实施暴力行为，既能发泄强烈的不满情绪，也能以较低成本和较少时间令医方妥协，所谓“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

　　在笔者看来，当“医闹”尚属个案的时候，需要反思的首先是医院；当“医闹”变成普遍现象的时候，需要反思的肯定是我们的制度。人们对解决纠纷的态度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逻辑——哪一种方式更有效用，成本更低，更便利，更快捷，就选择哪一种。是否采取诉讼方式，取决于不同维权方式的收益、成本、效率等方面的比较。因此，防范“医闹”首先医务人员应当依法行医，切实履行高度注意义务、告知义务、尊重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多些人文关怀，与患者及家属做好沟通、解释、说明，向患者提供法律方面的服务，同时降低患者依法维权的成本，将患者的维权行动疏导到合法的渠道中，这样才能使“医闹”无隙可乘，也才是釜底抽薪之策。同时医院应当努力提高自身的医疗水平，提高服务质量，加强管理，减少医疗损害的发生，应当有专门机构处理医疗纠纷，建立专门的处理医疗纠纷的程序。如果产生“医疗纠纷”要在 时间引导、交流、沟通，告知患者家属正常处理程序。此外，无论医疗行政机构还是司法系统，应该有更为低廉便捷、公平合理的解决医疗纠纷的机制，有了这样的机制，“医闹”就失去了生长的土壤。

　　所幸，随着各地职业“医闹”频频被媒体曝光，人们对“医闹”现象已不仅仅是反思，而是行动起来从制度上兴利除弊。河南省卫生厅下发了医疗机构医疗护理核心制度，要求各医院规范病历书写，加强病历管理，在手术治疗中严格执行各种制度。这项新出台的制度分为抢救工作制度、给药制度、查对制度、护理差错和事故报告制度等26项内容。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出台了医患沟通制度，明确规定医护人员和病人或病人家属沟通时，必须在病人病历中记录清楚，沟通后双方都要签署意见。每一份病历中必须有4次以上的有实质内容的沟通记录。医护人员如果没有按照要求进行医患沟通，或沟通不当引发医疗纠纷，就要受到经济和行政处罚。

　　我们有理由相信，医疗 “积弊”清除到哪里，“医闹”也会消失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