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医学对白癜风的认识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内经》记载有痤、疠风、大风等皮肤病的病名，对白癜风病没有相因记载。但其对皮肤的生理和病理，以及治疗原则的阐述，则为后世进一步论治白癜风奠定了基础。如《素问·六节脏象论》云："肺者，气之本，魄之处也，其华在毛，其充在皮。"《素问·皮部论》有："多白则寒，……皮者脉之部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有"其在皮者，汗而发之。"同时也记载了应用渍法、熨法、浴法、刺法、灸法等外治法治疗外科疾病的经验。

　　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为我国现已发现的最古医方，其中"白处"病名是白癜风的最早记载，如"白处方：取灌青，其一名灌曾，取如□□盐甘分斗一，灶黄土十分升一，皆治，而□□指，而先食饮之。"可见，汉以前，对白癜风治疗主要以外治法为主。

　　武威出土的汉代医简，记载有大量的"膏药"治法，用法有涂有摩。说明至汉代，对以外治方法为主治疗外科性疾病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对白癜风的治疗亦例外，如《华佗神医秘传》有"治白癜风方：苦参三斤，露蜂房(炙)、松脂、附子(炮)、防风各三两，栀子仁五两，乌蛇脯六两(炙)，木兰皮，共捣为末，一服一匕，陈酒下。外用附子、天雄、乌头各三两，防风二两，以豚脂煎膏涂之。"同时亦值得重视的是，汉代已注重内服与外治相结合的方法治疗白癜风，为后世治疗白癜风又拓开新途。

　　晋代，葛洪著《肘后备急方》(公元3世纪)详细记载了治疗外科疾病和皮肤科疾病的各种外治疗法。对白癜风的病名、病程及治疗也有论述，如"白癜风，一名白癞，或谓龙舐。此大难疗。取苦瓠经冬干者，穿头园如线许，以物刺穰使遍，灌好酢满中，面封七日。先以皂荚葛揩，使微伤，以瓠中汁涂之。"说明在晋代，对白癜风的命名仍不规范。白癞，是麻风病的一种，然其病理机制与白癜风相类，尤其是其眉毛脱落后皮色变白与白癜风相似，故古医者在治疗上同样对待，这也是中医异病同治的典范。

　　南北朝时，我国最早的外科学专著《刘涓子鬼遗方》(公元499年)特别重视外治疗法的运用，载有治疗外科疾病、皮肤科疾病的外治方剂83首，其中治疗白癜风的有3首。"治白定方：树穴中水汁向东者，熟刮白定二三过，即愈。枫树胜也。又方：疗颈及面上白驳浸淫渐长有似癣，但无疮方，取燥鳗鲡鱼，炙脂出，以涂之。先拭驳上，外把刮之，令小燥病，然以鱼脂涂，便愈。难者不过三涂之。"可以看出，南北朝时对白癜风的命名，以"白癫风"、"白颠风"、"白殿风"及"白驳风"为主。在外治方法方面有了新的有效方法，尤其是"外把刮之，令小燥病，然以鱼脂涂。"这种清洁患处，增加局部血液循环，促进外用药的局部吸收的方法，从后世医家的医籍里充分发挥了这一方法的记载中证实确有明显的疗效。

　　公元七世纪，隋朝著名医学家巢元方所著的《诸病源候论》中，对许多皮肤病的病因病机、症状有详细的论述，首次提出白癜风的命名、病因病机，并对其症状的阐述较为明晰。如《诸病源候论·白癜候》云："白癜者，面及颈项身体皮肉色变白，与肉色不同，亦不痛痒，谓之白癜。此亦风邪搏于皮肤，血气不和所生也。"主张白癜风的病因病机为"风邪搏于皮肤，血气不和所生"，对后世的影响很大。说明至隋朝，已经对白癜风的发生机理从理论上已有了较明确的认识。

　　唐代，代表性的医学巨著《千金方》和《外台秘要》，弥补了《诸病源候论》有症无方的不足。记载了当时治疗白癜风的各种药物和方法，除内服药以外，还有外敷的散剂、醋剂、酊剂、膏剂、灸法等。其中许多外用药物，如汞剂、砷剂、雄黄、矾石、松脂、硫黄、踯躅、斑蝥等，目前仍为临床所广泛应用。其中《千金要方》记载的"白斑病，灸左右手中指节去延外宛中三壮"，实开以灸法治疗白癜风之先河。又《外台秘要》强调服药时"兼食诸肺尤妙。忌食芜黄热面、猪蒜油腻等。"其中"兼食诸肺"值得重视，这一主张是祖国医学以脏补脏理论的写照，对后世影响深远。

　　宋代由于科学文化的发展，出现了很多医学著作，其中记载了大量的治疗白癜风的方药。如《太平圣惠方》(公元992年)对白癜风的发病机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如云："夫肺有壅热，又风气外伤于肌肉，热与风交并，邪毒之气，伏留于腠理，与卫气相搏，不能消散。令皮肤皱生白斑点。故名白癜风也。"主张"肺有壅热"、"热与风交并"是其发病的一个重要因素，发展和完善了《诸病源候论》的病因病机观。治疗方剂收载16首，其中以单验方主治白癜风引人注意，如"生胡桃油，右一味，每服"等，丰富了外治法的内涵。

　　宋代医学巨著《圣济总录》(公元1111～1117年)，对白癜风的发病机理和论治，在继承了《太平圣惠方》的基础上也有新的补充。记有如"治白癜风方：杏仁去双仁不去皮尖，生用。右一味，每日晨烂嚼二七粒，于白点处揩，夜卧再用"等许多简便廉验的方药。

　　金元时期，因四大学派的兴起而促进了医学的发展。然而对白癜风的论治似乎没有突破性进展，仍停留在验方治疗的水平。如元·危亦林所著的《世医得效方》(公元1337年)，书中对白癜风的论治仍主张以验方为主，且将白癜与紫癜(花斑癣)相混合，用同一方法治疗。如云"如圣膏治癜风，诗曰：紫癜白癜两股风，附子硫黄最有功，姜汁调匀茄蒂蘸，擦未两度更无踪。"又主张用砒霜治疗白癜风，这是继唐代始用剧毒药品治疗皮肤疾患后将剧毒药品用于治疗白癜风的又一记载，为后世广泛运用此类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又方，鸡子一枚，用酽醋浸一宿，以针刺小孔，滴青为汁，入砒霜并蒙豆末少许和匀，用石扎擦破，青布蘸擦。"

　　明代，由于外科进一步发展，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外科学专著，对白癜风的论治内容相当丰富，使用外治法治疗白癜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王肯堂著《证治准绳》(公元1604年)，记载"弊帛、蟾头、蛇蜕皮、故麻鞋底、苕帚、甑带各一两。右件药以月蚀之夜盛，蚀时合烧灰为末，每服一钱，温酒调下。"其中制药时间"以月蚀之夜盛"的时间医学思想用于治疗白癜风很有值得我们深思的必要。龚廷贤著的《寿世保元》，除了对白癜风的治疗有较丰富的记载外，更重要的是对白癜风的发病机理又有新的补充和完善，认为"乃因心火汗出，及醉饱并浴后毛窍开时，秉风挥扇得之，扇风侵逆皮腠所致。"陈实功《外科正宗》(公元1615年)进一步完善了白癜风的发病机制，认为"总由热体风湿所侵"，治疗主张"宣万灵丹以汗散之，次以胡麻丸常服，外用密陀僧散擦"的内外并举之法。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对白癜风很重视外治疗法，收载方剂16余首，并对治疗白癜风的药物进行了归类，对后世研究和运用药物治疗白癜风病影响很大。

　　清代的许多外科专著对白癜风的论治有详细的记载。祁坤所著《外科大成》(公元1665年)，记有许多外治疗法。吴谦等编撰的《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公元1749年)，主张白癜风"施治宜早，若因循日久，甚者延及遍身"，治疗则主张"初服浮萍丸，次服苍耳膏；外以穿山甲片先刮患处，至燥，取鳗鲡鱼脂，日三涂之"。王清任的《医林改错·通窍活血汤所治症目》中有"白癜风血瘀于皮里"之说，并主张用通窍活血汤化裁治疗，为中医论治白癜风又开拓了新的途径。

　　建国以来，对白癜风的治疗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突破。五十年代末，全国兴起献方运动高潮，各地名贤医哲纷纷献方，其中许多家传秘方验方至今为临床医生所采用，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的《中医外科学简编》，顾伯华主编的《中医外科临床手册》及《实用中医外科学》，朱仁康主编的《中医外科学》等著作，对白癜风的论治作了系统的整理和总结。八十年代末至今，对白癜风的研究从多角度入手，也取得可喜成果。尤其是近代学者应用多种方法治疗白癜风的大量临床报道，内容相当丰富，经验十分宝贵。

　　根据现代中医理论认为，白癜风主要是由七情内伤，肝气郁结，气和不畅，复感风邪,搏于肌肤，络脉瘀阻、气血不畅、肌肤失养所致。它是一种以皮肤色素脱失为特征的皮肤顽疾。白癜风的发病是机体内外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黄帝内经》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白癜风是因为患者正气亏虚，外感六淫，七情内伤所致。肺主皮毛，以气为主，皮肤疾病的发生发展多数与肺有关，肺属金，其色白，所以白癜风和肺的关系尤其密切。大部分的白癜风患者白斑脱失的部位均与肝肾脾肺的经络循行有关。在白癜风的治疗中中医中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白癜风的疾病形态和发病时间长短有密切的关系，久治不愈的白癜风患者往往都有毛发变白的现象，这是由于"五脏之伤穷必及肾"的结果。也有少量的白癜风患者初发病时即有毛发变白的现象，这是因为外邪跨过肌表直中肾脏所致。儿童白癜风发展迅速，难以控制，同样和肾精不足，肝血亏虚有关。上述论述说明中医理论可以有效的指导白癜风的治疗，经过科学提炼的中药，可以有效的解决白癜风发生发展预后转归的问题。